，反正“赐”的本质其实是赐予你穿这种袍服的资格。

　　如此庞大的需求量使官办织造难以承担。因此，很长时间内，宫廷和官府也往往采用“领织”、“收购”、“采办”等方式从民间搜罗缎匹。不过这一局面在高家伯侄先后主政财赋事务之后，因为大明朝廷整体出现“商业化”倾向，所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具体表现有两个关键点：一是由于土默特的示范效应，大明官府织造的产品开始商业化销售，朝廷的直接销售主要集中在陆路方面，其中大头就是卖给草原上目前最为富庶的土默特。

　　二是京华代销，这一路主要走海路。由于京华本身在江南实力有限，丝绸方面更是弱项，所以长期以来京华的纺织业务主要集中在纱、布一类的中低端产品，仗着改良型珍妮纺纱机的技术优势，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子。

　　但江南商帮财阀再厉害，也不敢当面和天家顶牛——好吧，其实主要是不敢和“祖制”硬顶，因为提督织造太监属于祖制，早就有了的。因此就出现了官营织造负责生产，京华集团负责海外销售的新手段。

　　这个手段是京华按照比市价略低半成的价格大量集中收购各织造局的产品，然后直接装船运到海外进行销售。这一做法之所以没有激起江南商帮财阀的强烈反对，原因显而易见：销售市场在海外，和国内没什么直接干系，没有动摇他们的基本盘。

　　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织造局的总产量其实也不算特别巨大，根本不可能满足整个海外市场的需求量，江南财阀们继续出海销售也没受到什么影响。

　　有一说一，高务实之所以愿意进行这样的代销，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明的官营织造和原先的官营军工制造不在一个档次上。军工制造的那些产品质量贼差，这已经是老生常谈，就不必多说了，然而官营织造却完全不同，其产品质量几乎称得上是上上之选。

　　有明一朝的官营织造一直堪称管理严格。比如后世就发现，定陵出土的织品基本上都保存有腰封，也就是两端印有云龙纹的墨书楷体长方形标签，上面记载着织品的颜色、名称、纹样、产地，以及织染工匠、监造人姓名等。从这些信息完全可以推测出，当时极可能对匠人实行了问责制。

　　这其实好理解，军工产品的使用者是那些几乎没有人权的军户，而官营织造的产品前文已经说了，经常性赐给文武官员——能得赐服的可都不会是小官，给他们赐些破布凑合？

　　嘿，你织造太监绝后了不起啊，朝廷衮衮诸公非给你把祖坟都挖绝了不可！

　　因此这天上午，高务实和四位侍郎商议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急调江南各织造局一大批成品北上，充抵本次朝廷部分的购马本金。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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