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界自晚清以来,有着各种各样的论战,没打过笔仗的文人都不好意思出门。
比如鸦片战争失利后,主张“师夷长技”的洋务派,就跟主张“忠孝礼义”的保守派,围绕着引进西学的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这些争论首先发生在朝堂上,又随着报纸渐渐走向民间,民间文人也跟着争得面红耳赤。
直到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以“中体西用”的观点缓和了两派矛盾,获得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成为人们的共识。
而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曾经代表先进知识分子的康有为、辜鸿铭,其思想见解已经显得陈旧落后,被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派文人当做靶子攻击。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新文化论战当中,白话文创作得到普及,标点符号和国语也成为标准,民主和科学走向普罗大众的心中。
这是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两场思想论战,前一场论战让中国开眼看世界,后一场论战加速了中国科学文化的传播。
或许是因为矫枉过正,有人呼吁正视传统文化,于是又一场新的论战开始。“调和论者”(调和中西文化)和“取代论者”(全部西化)吵得不可开交,后来出现的“科玄论战”和“整理国故”,大致都是此次论战的延续。
由此从论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脉络:顽固保守——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全部西化——中西协调……
这是华夏民族的自我进化之路。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士”的心理认知。就算穿着单衣、啃着馒头,也依旧心怀天下,常常指点江山,干涉政治,批判时局,在近代历史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大概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大不如前,“士”这一身份也走向日暮黄昏。
最近十年的论战,就显得细碎得多了,主要分为两种,即:文学思想之争和政治理念之争。
什么京派海派论战,什么鲁梁论战,还有新月派炮轰创造社,左翼文人怒怼御用文人,第三种人单挑左右派文坛……此等种种,有些看似个人矛盾,其实都是文学思想和政治理念出现了分歧。
大家都在寻找救国之路,只是想法不同,于是就吵起来了。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让原本四分五裂的中国思想文化界,逐渐走向统一,知识分子开始达成共识。那就是:放下矛盾,一致抗日!
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确立,最开始是在思想文化界实现的。
别以为这玩意儿没啥用处,只是一帮文人在瞎起哄而已。思想指挥行动,要统一行动,就必先统一思想。思想若是统一了,有人不想统一行动,都必须顺应舆论潮流。
比如老蒋,活生生被逼得联共抗日,因为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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