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志开。”对方回答。
陶行知说:“你下午派人把那个学生的档函函件送过来。”
晓庄师范是陶行知以前办的学校,内迁时他把所有档案都带到了重庆。
这种找人开后门的纨绔子弟,换成别人直接就推掉了。但陶行知却认认真真去查档案,果然现1929年那一届有个叫段志开的学生。他收到中央银行的函件后,立即回函写道:经查证,该同学确系1929年从我校毕业,学习成绩合格,学习社会学……
中央银行收到回函气疯了,连忙打电话过来:“陶先生,请你通融一下,帮我们把这个关系户推掉。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屁本事都没有,进了中央银行也是个吃闲饭的。”
陶行知不咸不淡地说:“不管他现在好与坏,也不管你们要不要他,我只是真实的反映情况。他就是晓庄师范毕业的,我只能证明这个。”
两天后,那个叫段志开的青年提着礼物上门,说要感谢陶校长帮忙。
陶行知闭门不见客,只写了一张条子:“我是从事教育的,一直在强调真实,但愿你没把我的真实用坏。”
段志开拿着字条愣了半天,也不知在做着什么思想斗争,突然放下礼物转身就走。他没有去中央银行报道,而是选择参军打仗,最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七月下旬。
陶行知从合川来到周公馆拜访,他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听说周赫煊捐款大方,于是来这里碰碰运气。别的学校多少还有点政府拨款,但育才学校却是民办的,所有经费都靠陶行知到处化缘解决。
“陶校长,稀客,稀客!”周赫煊笑着迎接。
陶行知也不绕弯子,开门见山的说:“周先生,实不相瞒,我这次是来请求帮助的。育才学校的经费不够了……”
“需要多少?”周赫煊直接问。
陶行知说:“一万法币。”
周赫煊笑道:“现在物价飞涨,一万法币哪够用?我给你十万!”
1941年夏天的一万法币,只够买几十袋面粉。
陶行知刚坐下就重新站起来,抱拳道:“都说周先生是及时雨,这回也是真的相信了,陶某感激不尽!”
周赫煊说:“以后学校资金不够,尽管来找我。”
陶行知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不停的抱拳挥舞,连连说道:“多谢,多谢!”
希望小学这些年也是一直在办的,日军入侵华北之前,周赫煊就让文绣等人带着学生南下。现在大后方已经有8o多所希望小学,主要吸收战争孤儿和贫寒子弟入学,顺便也帮一些低级知识分子解决了生计(当老师)。
如果说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有什么施政亮点,那无疑要数教育事业了。
抗战初期,常凯申就特别做出指示,把学生从征兵对象中剥离出来,并大力展教育来为战后恢复做准备。八年全面抗战打下来,国府的地盘越来越小,经济越来越困难,但教育却迎来前所未有的展。
(大后方)在校小学生数量,从1936年的3oo万,增长至1943年的676万。在校中学生数量,从1936年的48万,增长至1945年的12o余万。在校大学生数量(含专科),从1936年的4万,增长到1945年的8万余——其中还去除了大量辍学参军的学生人数。
大学和中学的学校数量,不但恢复到战前水平,甚至比战前增加了将近一倍。
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虽然常凯申干了很多混账事,但却对教育事业非常重视,财政那么困难都还在加大办教育的力度。咱们说句实诚话,这些在抗战中走出的学生,为后来新中国的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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