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税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农民占全部人口的约大多数。基于此，历代封建王朝无不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重农抑商。

　　但封建王朝的统治根基是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维持穷奢极欲的宫廷生活，历代帝王极力剥削农民。各级官僚表面上信奉“民贵君轻”的儒家学说，实际上却和地主阶级形成天然的同盟，并不真正关心农民的福祉。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随着玉米、土豆、花生的粮食作物的引入，国家人口激增。晚明时期，全国人口有近一亿人。到了乾隆年间，人口突破三亿。咸丰元年，即1851年，全国人口已达三亿四千万人。

　　尽管引入了高产量的粮食作物，但清王朝并未及时改进农业技术，结果反而使农民更加穷困。人口增多，便要开垦更多的荒地。几番刀耕火种之后，土地营养耗尽，土壤板结沙化，上游水土流失，下游洪水泛滥。

　　一旦遇到天灾，农民束手无策，官府又赈灾不力，于是乎大量农民沦为流民。对于这些流民来说，如果想活命，要么加入会党，要么落草为寇。

　　康乾虽称盛世，但徒有其表，人口虽多，民间却非常贫困。到乾隆晚年，国家已现衰亡之象。

　　论农民起义，举其大者有雍正年间苗民起义、嘉庆年间川楚白莲教起义、道光年间台湾张丙起义、湖南瑶民起义、天理教攻入紫禁城等。

　　到了咸丰一朝，捻子、太平军、小刀会、回民更是频频起事，令咸丰寝食难安。

　　在众多农民起义中，以太平天国运动规模最大，纲领最尖锐，威胁最大。究其原因，仍是农民生活困苦，不堪官府、地主剥削，希望通过拜上帝教实现“耕者有其田”。

　　历史告诉我们，太平军鼓吹“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以此吸引农民。但实际上，太平军并未将土地分给农民，反而实行“圣库”制度，将一切财物归公，实质上将所有财物收归以天王为首的少数勋贵。

　　火军初到铜陵，如果说成立复兴会是“修内功”的话，那么推行分田到户、争取农民支持，则是“练外功”。内外兼修，缺一不可。

　　1842年，不列颠国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清廷开放魔都等五个城市作为通商口岸。

　　坐落在长江下游，且与魔都相距不远的铜陵，却和大多数县城一样闭塞，以小农经济为主。

　　铜陵三面环山，剩下一面为长江所隔，地理形势逼仄，人口也不繁盛。就军事价值而言，这里简直就是个“死地”。

　　既来之，则安之。要想解开经营铜陵这步“死棋”，首先便是推行“耕者有田”，争取农民支持。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调查，陈城等人仔细推敲，以最快速度推出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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