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面实在是太广了，能够回答出这些问题明显凸显出了梁恩深厚的学术水平，这也让教授觉得梁恩在离开学校之后应该把大量的时间精力用在了学习上。

　　这点也让教授对梁恩非常满意，因为他见过太多年轻但又功成名就的人在成功之后停止学习了，所以他自然欣赏梁恩这种常态化学习的人。

　　虽然说作为一个以理工科和商科为主的大学，科克大学在考古学与历史方面水平只能说是很一般，但是大家仍然能够站在研究的前沿。

　　只不过和那些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学校相比，他们缺乏足够的人员和设备，因此研究的范围比较窄。

　　所以学生们对于现在梁恩这历史学方面最重要的研究古埃及文的破译并没有太大的兴趣，而是把兴趣集中在了有关于线形文字b的翻译上。

　　这主要是因为欧洲，尤其是西欧今天的语言受到古希腊语的影响很大，而这种线形文字b实际上就是最早的古希腊语。

　　“——是的，这种语言的破译也和希腊语有关。而且和之前破译古埃及语的时候一样也是从发音开始破译的——”在同学们的询问之下，梁恩开始讲解起了自己破译的思路。

　　虽然梁恩的翻译是通过卡牌直接注入知识的做法做到的，但是在他发表论文之前还是按照脑海中的一些记忆外加自己的发现重新走了一遍另一个世界那位发现者的流程。

　　这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因为论文想要说服别人就必须有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而不是直接说我就是认识这个文字，不然论文根本不可能通过。

　　只不过梁恩着手写论文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世界对于这种文字的研究程度也仅仅推进到了知道线形文字B是一种音节文字，但也有少数表意的符号。

　　同时通过考古现场的判断，大家知道一些石板记录的是物品清单，并且知道其中一些文字代表的是数字。

　　几乎所有的语言学家研究这方面的时候都在努力的猜测这种文字到底对应的是哪一种语言，问题是一种语言可以对应好几种文字，以至于几十年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的突破。

　　而梁恩面临的困难比其他人就要小多了，一方面他通过卡牌知道了这种语言文字的真正情况，另一方面是他记忆中有另外一个世界重要的破译者Kober在这方面如何做的记忆。

　　所以他也模仿那位学者准备了三篇论文来全面讲清楚这件事情。

　　第一篇文章中，她认为线形文字B是有词形变化(inflection)的。汉语是没有词形变化的，不过很多文字中有这种变化，以英语为例，英语内的词形变化分为变位和变格。

　　变位是指动词根据人称、时态、单复数等的不同产生的变化（比如work，works，working，worked）。

　　而变格指的是名词、代词、冠词等因为格、数、性等产生的变化，比如（he，him和man，men）。

　　这个结论的得出，是因为发现的线形文字b很多词词头相同而词尾不同。紧接着根据这个结论，梁恩又发表了第二篇文章。

　　第二篇文章中，他根据词形变化的词来猜测哪些音节有相同的辅音。以日语来举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

　　比如日语works发音可能是ヲクス[wokusu]，working，可能是ヲキン[wokin]，worked，可能是ヲケト[woketo]。

　　根据第一篇文章的结论，如果我们认为这三个词是由同一个词变位而来，那么我们则可以猜测ク、キ、ケ这三个音节有相同的辅音。

　　当然这是最简单的例子，如果选择更长的词汇的话会发现这种趋向就更为明显。

　　这两篇论文可以说是为整个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开始，因为这摆脱了原来有太多猜测的部分，而进入了有迹可循的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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